菁英丨李培禹：我在《北京日报》三十年
当记者，多抓“独家新闻”
对于记者、通讯员以及所有爱好新闻写作的人来说，“独家新闻”太富有魅力了。同时，从新闻事业的特性来讲，“独家新闻”对任何一家媒体，它的多与少、大与小、重与轻，直接影响到这家媒体的声誉和竞争力。
顾名思义，独家新闻是地地道道的“本报讯”、“本台消息”，是其他新闻单位都应该报道，都可以报道而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抓到，没有报道的新闻。它具有一般新闻所共同的特点、共同的要求，即都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或者说都是反映新近发生的、重要的、有社会意义的、读者普遍关心的客观事实。
不同的是，独家新闻是越出一般人视野的有独到之处的新闻。当然，这里不必多讲的是，我们要抓的独家新闻，与西方新闻学提倡的“人咬狗”的所谓“新闻”，是有本质不同的。我们报刊上的独家新闻，都应该是及时、准确地提示出事物发展的趋向性，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经受得住时间检验，融思想性、指导性、服务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新闻。
2011年作者获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
是不是可以说，一张报纸很少或者没有独家新闻，那么这张报纸就难以说有自己的特色，一个记者根本不具备抓独家新闻的意识，或者不知怎样去写独家新闻，那么这个记者就算不上是个合格的记者。如何抓独家新闻？抓到了独家线索，又怎样去进行成功的新闻写作呢？我想，大凡认真努力尝试过、探索过的记者，不外乎有这样几点：
首先要有新闻敏感，要有胆有识。新闻敏感是一个记者、编辑最可贵、最难得的素质。它表现在对客观事实所包含的新闻价值做出迅速而准确的判断，表现在善于在生活的大海里捕捉住最有价值的浪花。新闻敏感从何而来？只有靠不断地思索，不断地实践。另外，还要在关键的时刻（这时刻往往只是一瞬间）壮一壮胆子，有勇气把已经抓到的新闻“捅”出去。
我们并不排除“撞”上了的说法，有些新闻确实是记者偶然碰上的。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敏感和胆识，就是“撞”上了，也往往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大家都知道的，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播发的短新闻《 XX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见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
作者（左）在云南，右为大学同学罗杰。
这里，我冒昧地讲一个至今都令人遗憾的例子。1984年，在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绩的形势下，我们迎来了建国35周年。为搞好国庆报道，笔者任职的报社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有幸也是国庆报道组中的一个成员。当群众游行队伍中，北大学生突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时，我们都被那动情的场面打动了。震撼之余，有记者（包括笔者）当即提出单写一段，小标题就叫“小平您好”。如实在不行，至少也要把这动人的瞬间写进原已构思好的长篇通讯中去。这个提议甚至还得到了主管报道组的副总编辑唐纪宇同志的赞同和支持。
可惜，由于最后统稿的一位资深记者过于重视长篇通讯的布局谋篇或结构完美，再加上怕送审时通不过，最终把这个情节甩掉了。第二天，《人民日报》赫然在显著位置刊发了该报记者王东抓拍的“小平您好”的照片，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面对《人民日报》的这张独家新闻照片，我们都感到自己胆识、水平的差距，至今回想起来也深感遗憾。
确实，准确、迅速地对新闻事实做出价值判断，是抓住独家新闻的关键所在。1980年代中期，我到深山区采访造林专业户李富余时，感到这个人物很“新”，他招请民工造林，一年绿化荒山2000亩。李富余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他们这种做法确实为京郊开发荒山、营林致富闯出了一条新路。采访结束后，从他所在的云梁山上下来，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我边走边琢磨，等到下了山，我已经决定彻底抛弃原先想好的一写造林就是“为了子孙后代造福”的老套子，一个崭新的题目跃入了我的脑海。
作者（右）与王洛宾、陈宝国（左）。
回到报社后，我很兴奋地向部主任汇报了采访到的情况和我的大胆想法，得到了支持。当时报社值夜班的副总编辑李志坚，见到已写成的消息后，很重视，决定配照片突出发。这样，《造林专业户李富余办了个“农民营林公司”》的新闻，在《北京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发出来了。这在当时还是一篇在林业领域里强烈体现改革精神的“独家新闻”，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李富余的做法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和首都绿化委员会的肯定，他本人被评为市特等劳模，当选为市八届人大代表。这篇消息也在当年全国林业好新闻评选中获奖了。
二是要锲而不舍，下大气力去抢。“独家新闻”并不是俯拾即是的，它是事物发展过程中迸出的火花，抓到这样的线索，是很不容易的，真可谓“甘苦寸心知”。
1984年12月2日，《北京日报》一版配发照片突出刊登了这样一篇消息：《我国首座水上太阳观测站北京天文台怀柔太阳观测站通过验收》。这是一篇独家新闻。抓这条消息的过程，还挺有点意思。近几年到过怀柔水库的人，都会发现水库北岸建起了一座漂亮的楼房，尤其是楼的顶部有一个乳白色的大圆球，更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猜测。
作者（左2）在采风。
那是干什么的？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它是气象台，有人说是高级别墅，也有人说是水上跳台……总之，由于这座楼房样式十分新颖，又依山傍水而建，已成为怀柔水库的一景。这时，我所在的报社农村部在怀柔水库开会，因为当时我负责联系怀柔县的通讯报道工作，大家自然都问我:“那是什么？”我这才意识到，应该把这个“谜”揭开，记者应该出来回答人们关心的问题。
我的采访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全然没有线索，县里的同志也只知道大概是中央某科研单位的。我试图划船接近它，可是这座建筑没有攀登处，上不去。我叹了口气：怪不得那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越是难我越来了兴趣，我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条有价值的新闻，一个记者有责任把它最先披露在自己的报纸上！
这以后，我多方打探，颇费周折，终于在一次采访怀柔水库发展旅游的情况时，摸到了线索，得知负责这座独特楼房基建的同志正住在县招待所。我立即中断了旅游的采访，敲响了县招待所的一间房间的门。突破口就这样打开了。
作者（左）客串革命军人。
原来，这是即将建成的我国第一座水上太阳观测站。在基建处同志的支持下，我乘坐专门为我派的汽艇向这座“神秘”的楼房驶去，途中我选择合适的角度拍摄了水上楼房的照片。为了深入浅出地告诉读者太阳观测站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建在水上，那个大圆球是干什么的，我又跑了几趟中关村，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专家们的热情支持。
至此，采访告一段落。真是巧了，水上太阳观测站正好这天通过正式验收。我决定抢个“昨日新闻”。材料足了，写起来很轻松，导语是这样写的——
本报讯 景色秀丽的怀柔水库北岸，近年出现了一座乳白色玻璃塔式的楼房。不少游览者隔水相望，不由问：那是什么？楼顶上的大圆球是干什么的？
记者走访有关部门得知：这是在京郊已经基本建成的我国第一座水上太阳观测站。昨天，这座依山傍水的美丽建筑——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怀柔太阳观测站，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验收。我国自己制造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太阳磁场望远镜，已基本安装就绪，开始进行调试工作。乳白色的大圆球是与之配套的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可旋转、可平移的天文圆顶。
作者（左后）与李雪健等。
这篇消息就这样抓出来了。见报这天是星期天，星期一一上班，我就接到了新华社的电话，告知这篇新闻已被转发了。随后，《中国日报》、《中国报道》等十几家报刊都来要我拍的照片。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抓独家新闻要有毅力，要抓住苗头不放松，抱定非抓出来不可的决心，靠侥幸“碰”新闻的心理要不得。我先后采写的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发或转播的新闻，如《首都第一个新能源村初步建成》、《天安门广场将成为花的海洋》、《京郊专业户赵明才自费安装电话》、《被“吃”企业职工燃放鞭炮欢迎兼并》、《王宏伟辞去公职下乡办牛场》、《农民李文忠聘请大学生做家庭教师》、《电报大楼塔钟添秒针鸣响》等，都是靠这样的“笨”办法抓出来的。
说实话，当我每次把定稿交到夜班编辑手里，看到稿件通过最后一关，终于拼到版上时，我会涌起一股愉悦，随之顿感精疲力竭。我想，这种感觉很多记者都有过，真是苦中有乐呀！
作者在新疆采风。
谈到独家新闻的写作，我特别想强调一点。独家新闻本身就有它特殊的新闻价值，这是没有疑义的。但作为记者，不能只满足这一点，在注重时效性的前提下，还要“苦心经营”，精雕细刻，尽量把稿件打扮得漂漂亮亮，写得再短些、再生动些、再确切些、再精彩些。新闻也和电影一样，是一种“遗憾的艺术”。有些记者辛辛苦苦抓到了新闻，第二天见报后却常常感到遗憾，后悔发稿前没有再“打磨”一下，甚至因一字之差、一句之误，而失去了新闻自身的价值。
做编辑，把副刊弄出彩来
30年前，我第一次到天津，在《天津日报》实习，那时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三的学生。带我的是农村部的女记者韩国珍。韩老师人到中年，有着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她性格稳重，不事张扬，对我的帮助、关照，都是默默的。当时，韩老师主要做编辑，已很少下乡去采访，但她为了带我，很快就选择了新闻线索，带我登上了去郊区的长途汽车。
作者（前左1）在天津日报实习时。
采访回来后，她十分清晰地理出了主线，把可用的事例一一列出来，但我的初稿还是写得又长又不得要领，韩老师几乎推翻了重写。题为《春风又绿荒草坨》的通讯很快就在《天津日报》显著位置刊发出来，署名处却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李培禹”。她对我说，实习期间要多见报，学校老师等着看你们的成果呢。
30年过去了，我又一次沾了《天津日报》的光，来到团泊洼领取首届“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兴奋与惶恐交加，我眼前又浮现出韩国珍老师亲切的身影；想起赵克新、王宗荫、吕启、王燕云带我采访、给我改稿的日子；还有赵虹副主任鼓励我给新闻配发言论；忘不了当时已是著名作家的副刊编辑王道生老师，为了我的文学梦，常常陪我聊到夜深人静；那时，我常有意走过文艺部的门口，没少了往里张望，因为那里曾是孙犁先生工作过的地方！作为一个实习生，我的散文《雨》竟登上了《文艺周刊》的版面，令同来实习的同学们好生羡慕……
我与《天津日报》太有缘了！2011年11月5日上午颁奖典礼，下午所有获奖者应邀参观天津日报社，我比其他人都激动，真有点“衣锦还乡”的虚荣心。更让我差点落泪的是，道生老师和当年农村部的孙妍，已在报社门口等我了。
这天是周六啊，他们本不来报社的。孙妍还是那么质朴，她说：“我就知道你行，我今天挺激动的。”我不由得想起30年前她就常爱对我说：“我就知道你行。”我们三个刚要照合影，如今已功成名就的侯军也加入进来，可不，当年他也是天津日报农村部的啊！
作者（右）在北京东城作协会上发言。
座谈会上，大家都说很激动，我也这么说，可一激动，我的发言有点语无伦次。现在，我还是把我的心里话写出来吧。
2010年初春，为办好北京日报新增加的副刊版，报社邀请了部分作者在白洋淀开笔会。其间我们参观了坐落在淀中岛上的孙犁纪念馆。大家纷纷在孙犁先生塑像前留影，刘庆邦老师、凸凹、徐迅拉我站在中间一起拍下了一张庄重的合影。几位著名作家都是我的好友，他们也许在想今后的创作如何向大师靠近，而我想的是作为一个副刊编辑的同行、晚辈，和这位大师级的楷模还有多漫长的路要追赶啊！
回京后我把那张合影做了自己电脑的桌面。真是冥冥之中的缘分，首届“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揭晓，我忝列其中。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我的众多作家、作者朋友也会为我高兴——他们是我的“团”；我的副刊部的同事们也会因这个荣誉而骄傲——他们是我的“团队”。
这次获奖者中大多在副刊编辑的岗位上工作了二三十年，而我才十六年。我是从新闻记者的岗位调到文艺副刊部的。因此我没能经历从一个文学编辑到副主任再到主任的过程。我一过来就做部门主任。可想我的压力有多大。但我认准了两条：一是团结扩大作者队伍，二是抓好部门建设。
作者在赛里木湖。
好在我也是一个业余作者，从中学时代发表散文《晚霞》起，竟也40年文学梦未泯，手中的笔不弃，因此我深知一个作家写出一篇力作要付出的艰辛。我提出善待每一位作者、善待每一篇稿件，用真诚赢得信任，用负责换来好稿。
著名散文家韩少华先生曾有不少名篇在北京日报、晚报首发，后来因半身不遂多年没有作品发表了。我逢年过节就去看他，给寂寥中的韩先生带来些许快乐。当他用左手终于完成了久病初愈后第一篇作品时，我和他一样高兴。要知道韩先生是有多篇作品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散文大家啊！可此时，我不得不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把这篇仅有五六百字的散文梳理好。
韩少华的名字又出现在我们的副刊上，引来北京文坛小小的震动，史铁生向他致意，北京作协和出版社编选他的新作品集，而我们此后不断得到他的大作，其中一篇《记冰心先生的一次谈话》发在作品版头条，多家报刊转载。
天津作家王道生今年五月去了一趟韶山，他忍不住给我写来一封长信，谈他此行的所观、所闻、所感、所思，我读后被打动了，觉得题材很好，建议他改写成一篇文章。道生老师说，全权交给你了，随你怎么改吧。这天我一直编到深夜，当把反复定夺后的7000字长文签发到版上后，才觉得一阵头晕——滴水未进呢。这篇《韶山情思》以整版的篇幅和读者见面了，第二天，各大网站几乎都全文转发，并在首页挂出标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严力强给我发来短信，称赞这个版题材好，写得好！
作者兼职北京二外新闻系教授。
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有时稿子不错，各种原因没能见报，尤其是约来的名家稿件。我比作者还郁闷，怎么办？我尽一己之力尽量弥补，一是把编好的定稿发回作者，一般作者一看就能看出我们对作品的认可和认真，二是在征得同意后我积极把稿件推荐给适合的报刊。
作家李迪就是这样成为我们的“铁杆”作者的，他的一篇报告文学我编好待发，却没能发出。后来他看到我们的改稿、改题，十分认同，一家中央大报要用时，他坚持用我们做的标题和定稿。出于信任，不久他就把另一篇更加精彩的报告文学发来了。
这稿题材十分独特，是写丹东看守所的所长和管教民警为死刑犯人送行的。文中狱警与在押犯之间的真实故事，体现了政策尺度掌握的一种境界和悲悯情怀，深深地打动了我和责任编辑。我把原题“砸脚镣的锤声传递着死亡消息”改为“非常送行”，觉得没什么纰漏后送主管副总编辑审。
作者的诗朗诵，歌颂女飞行员余旭。
这一下午我什么也干不下去了，为这篇稿子揪心，因为我们从未发过这么敏感的题材，况且我们的版面做得很震撼。终于，领导退样子了，我问编辑怎样？答：一个字没动，发。我长出了口气，马上给李迪发了一条短信：“非常送行，非常精彩。版面非常好看，我非常感动！”
你把真心交出来，作者也会把心交给你。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们停掉了正常的副刊版面，决定集中力量连续推出8块抗震救灾作品专版。庆邦老师在出差的路上赶写稿件，著名军旅作家、诗人刘立云、辛茹第一时间把来自第一线的作品发到了我邮箱里，年愈古稀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编剧梁秉堃，含泪写来了《人性的尊严》，韩美林大师挥毫写下“民瘼怀忧”四个大字，寄托自己心忧汶川人民的感情。
作者（前中）与北京日报副刊部同仁。
这些作品情真意切，大多稿出名家，在社会上和圈内都引起热烈反响。让我铭记在心的作家朋友太多了，王蒙给我留下永久通信地址，他说，你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陈祖芬跟我有个暗号：“革命到了危急的关头”，她说培禹一发此信息，我毫不犹豫往前冲！
2010年底，“陕京三线”即将完工，任务派到副刊部，我们一天内组成五位作家的采访团，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征途，他们中有高红十、胡健两位著名女作家。前不久，接到紧急任务，采访中科院院士金展鹏教授。作家陈援给我的回信是：“已定好机票，明早飞长沙，放心！”我屡屡被这些朋友们的情谊感动着……
至于我的团队——北京日报副刊部，就不多说了，我在自己的博客中做过介绍，我为我的同事自豪！今年春节，报社举办团拜会，编辑部各部门都有一段自拍视频播放给社领导看。我们副刊部9个人排成一排，分别举着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颁发的“优秀会员单位”金牌和各种获奖证书，齐声高喊的是：“稿费太低，太低！太低！实在是低！”
作者（左）与漫画家李滨声。
前几天，87岁的漫画家李滨声要找几份载有他作品的报纸，他说约稿、发稿的两个部门都说找不到了，他只好给副刊部打个电话试试。我们80后的女编辑吴萌跑了四个部门，终于找齐了老人要的报纸。
在部门的例会上，我表扬了萌萌，并得意地说：“瞧，善待作者的理念已是全部门的共识了。明年，我可以轻轻松松地退休了。”
谈感悟，想起“不沉的湖”
2011年的秋天是金色的。在这个季节，我来到“秋天的团泊洼”领取首届“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说实话，在此之前，报社领导通知我参评这个奖时，我没有推辞，因为我真的愿意得到这个以孙犁名字命名的奖。而且我认为，这样一个奖不是奖给个人的，是奖给获奖者所在的副刊部的，再往大点说，这个奖是对整个一家报社重视副刊、办好副刊的一个褒奖。我为我供职的《北京日报》拿回了这个奖，心里很欣慰。
北京日报副刊部又获奖了。
北京日报从1952年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头创刊至今，已经走过了60年，而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日报，与她荣辱与共也整整30年了。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了报社的文化这个命题。一家报社有一家报社的文化，那么，北京日报的文化该如何概括呢？作为一个老报人，我有义务谈谈自己30年来感悟到的一些细枝微节。
1982年我初到北京日报时，很诧异这根本不像一张我想象中的北京地方报纸，因为我最先接触到的两位编辑，都是地道的上海人。那时，大学毕业生分配到报社，必须要到总编室上一年夜班，带我的要闻版编辑庄兴昌、徐炳炎，都不是北京人，他们的兢兢业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每当长夜即逝的黎明时分，夜班编辑要完成最后一道程序——下清样前“唱稿”（读出声音地把一版从报头的天气预报一直念到最后一个字）时，两位编辑不知不觉地就“侬侬”地上海话出来了。再加上值夜班的副总编辑唐纪宇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我这个北京小伙儿真不知身在何处？
一年的夜班工作结束后，我去见一位白班副主任朱大姐，她一开口也“阿拉阿拉”的。我想，包容，就是报社的一种文化。我们虽是地方报纸，却海样胸怀，广纳贤士。至今，我们报社年轻的总编辑是南方人，有位副总编是安徽人，说不好普通话。
作者接受电视专题采访。
其实，我在1975年就给报社写稿了，那时我在京郊农村插队当知青，给我改稿编稿的北京日报的编辑叫方孜行。我崇拜老方，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出名的工人诗人，当时也是报社发稿最多、写得最好的记者之一。从1975年到我考上大学，再到1982年毕业来到报社，这六七年中，我和老方有过大量通信。他给我来信或回信，有时是用报社的印有“北京日报”大红字的信封，不贴邮票；有时是用自己买来的信封，贴有邮票。
久而久之，我发现其中的缘由了：凡是工作内容的，比如谈稿件、寄小样、寄报纸等，都是“公函”，他用报社的信封，走“邮资总付”；而谈业余创作、谈生活等与报社无关的事，他一律用自己买的信封，贴邮票后再寄出。后来和他成为同事后，我去他的办公室，见他桌子上还有一摞待用的邮票呢。其实，报社从未有过这么细的规定，老方却一直坚持到他60岁退休！
有时友人聊天，常听到一些乌烟瘴气的事，我发自内心地说，这事在我们日报行不通。我真的信任我的报社、我的上级。是不是我在报社一直很顺呢？恰恰不是。1989年下半年，我的事业跌到了谷底，从一名一线记者、亚运会报道组组长的位子上，一下到夜班做检查员（比校对高一点，算编辑部编制）。我万念俱灰地来到夜班报到，让我没想到的是安排给我的办公室仍是两人一间的。
作者与同获孙犁编辑奖的作家黄咏梅在秋天的团泊洼。
我听到有人去责问总编室主任，主任一点不客气，说：你们能和李培禹比吗？这已经够委屈他了。就在上夜班期间，我编著了《走进焦裕禄世界》一书。出版社要搞个首发式，提出报社能不能来一位领导出席？我十分犹豫地找到社长满运来，他说，我去。
满社长不但参加了首发式，还细心地通知总编室，新华社关于首发式的消息可用（今天，我要怀着感激告诉大家，那位来采访首发式的新华社记者就是李光茹同学）。满社长后调任市政协副主席，现已退休多年，我始终没有对他说过一个谢字，一当面就说不出口了。
我们报社的职工一直令我敬重，其实他们是记者的第一读者。我有时写了比较好的稿件，他们会不吝溢美之词，给你很大鼓励。我心灰意冷的时候，他们的大白话充满了温暖。说件小事吧：一个时期我不写稿了，心情灰溜溜的。一次，复印室一位大姐见到我，问：你怎么不来我这复印资料啊？别人都复印呢，申报高级职称啊！我说不费那劲了，我没戏。她大声对我说：你没戏谁有戏？你在报社那么多年，我们都看着呢。你把东西拿来吧，我给你复印。
作者（左1）与大学同学。
这话，大姐可能早忘了，但我却一直记着。说到申报高级职称，还有个小插曲：我填表时有一项是报社领导意见，我的心有点凉，因为就在前两天，我和主管我的总编辑严力强因为工作刚吵了一架，双方都红了脸。几天后当我从职称办取回申报表，打开一看，领导意见一栏写得满满的，是他“力挺”我的一段高度评价，全然没有一点个人恩怨。
后来，力强调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副秘书长，我们很少见面了。2008年我的一篇报告文学得了中国新闻奖，我接到他的短信：“培禹：祝贺你，谢谢你！”“祝贺”是给我的；“谢谢”是他站在领导的高度对我为报社、为北京市赢得荣誉的肯定，他是我的知音。
我想起年轻时读过的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那部长篇小说《收获》，主人公说，我们的集体是一座“不沉的湖”。关键时刻托住你，不让你沉沦；一但时机成熟，就毫不犹豫地信任你、给你发挥的平台，这是我感悟到的报社的一种文化，这文化充满力量，吸引着我30年来与她不离不弃。
（原载《新闻78是一篇散文》，北京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图片由作者提供。小号获许可推送。）
作者（前左2）与大学新闻系同学。
（原载《新闻78是一篇散文》，北京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图片由作者提供，小号获许可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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